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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晨熙

　　近年来，从ai写作到ai绘画，再到ai制作短视频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一系列诸如算法歧视、信息茧房、算法霸权等问题。

　　“如何更好监管人工智能算法，监管手段和能力如何相应提升，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金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毅在调研中发现，当前我国已经出台的针对算法管理的相关规定主要为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推荐性国家标准，法律效力较低，且法律责任上也多为框架化、倡导性原则。比如，目前人工智能算法相关规定中并未对“服务提供者”概念进行细化，这可能导致责任承担不明晰等问题。

　　对此，张毅今年带来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算法治理体系的提案，呼吁尽快推进人工智能法出台，通过统一原则性立法，提炼规范人工智能算法的共性规则，构建人工智能算法治理体系。另一方面，基于不同技术类型、应用领域人工智能的风险差异，还可考虑通过针对性法规予以规制。

　　张毅指出，可针对产业链上各主体采取权责相统一原则，根据不同主体对于人工智能系统的控制力度来加诸相应的合规义务。将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按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采取不同监管措施，并设置事前、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监管措施义务。

　　监管方面，张毅建议将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按风险等级划分，并针对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监管措施，运用监管沙盒等创新监管工具，补齐监管技术短板，有效落实监管。